对话青年学者陈伯君、新望

　　编者按：从暂停国企改革管理层收购到质疑整个国企改革的合法性，从断定医改失败到否定教改、房改，从悲悯弱势群体到谴责“主流经济学家”，有关“不负责任的改革”和“不能不负责任地批评改革”的争论一度空前激烈。虽然改革大势不可逆转，但不能不承认，叫缓改革、质疑“主流经济学家”所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群众基础，应予重视并予解答，才能解开人们的心结。

　　为此，记者分别专访了《中国改革》杂志主编新望和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伯君。

　　□本报记者　笑蜀

　　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　　　　

　　记者：特困群体的存在，是矛盾凸现期的一种突出现象。这似乎为质疑改革提供了事实依据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　　陈伯君：特困群体的确是当下的一个严重问题。2003年，政府公布的绝对贫困人数，年收入600元以下的有3000万人。这个特困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低收入工人，如下岗或待业工人、进城务工的部分农民工和远离中心城市、自然条件差的农民。2005年，中国富翁前400名拥有资产6000亿元，占2004年GDP的4%。两组数据说明两极分化正在加速。2005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完成的调研报告结论是：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.46，处在第二个黄灯警戒期，照此发展，突破0.50这个红灯警戒线不需几年。

　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：改革之初的1978年，在只有10亿人口的情况下，绝对贫困人数就有2.5亿，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／4。如今中国人口已增长到13亿，3000万绝对贫困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／40。这两组数据告诉我们，改革20多年来，一边是人口年均增长1.05%，一边是绝对贫困人数年均下降8.1%。这一增一减，表明改革不仅没有增加贫困人口的基数和比例，而且在消除贫困方面成效显著。

　　记者：但有些人不仅不承认改革有助于消除贫困，甚而断言，改革以来，工人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急剧下降，说明改革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。真相到底如何？

　　陈伯君：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。就经济生活而言，工人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贫困群体，而且问题远比今天严重。我母亲在一家集体企业工作，凌晨6点上班，晚上11点后下班，月工资才20元，买定量供应的粮油就得花去15元，余下5元供全家5口人的日常开支。我插队所在的乡村，贫困的农民比比皆是。说工人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与现在比是“急剧下降”，真不知立论依据在哪里。

　　计划经济时期，农民地位尤其卑微。比如，对城市人的惩罚之一，就是注销他的城市户口，发配到农村劳动。那时任何一个农民，只要有机会成为城市人，跳出“农”门，方圆十里、百里的农民都会欣羡不已；任何一个城里人，如果要解决家庭成员的“农转非”问题，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，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
　　计划体制时代，贫困是普遍现象。这是改革的起点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虽然工人农民不是受益最大的群体，但普遍受益则是不争的事实。之所以在贫富分化严重、基尼系数处于警戒期的今天，社会仍然能在总体上保持稳定，个中原委就在这里。总之，决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。对改革中的问题要有历史观。历史观就是比较，就是总体权衡。两利之比取其大，两害之比取其轻。改革不可能没有成本。只要成就大于成本，改革就是成功的。

　　走改革开放的路子，才是“穷人的经济学”的不二法门　　

　　记者：但无论如何，特困群体大量存在的确不容回避。这个问题到底应如何解决？

　　新望：1990年代以来，两极分化的确加速了。对这个问题，我认为，只能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。我在东部的一些农村做过调研，东部的多数农村原来是非常穷的，可能比当时的中西部地区还穷，恰恰是市场化和民营化使他们脱贫，使他们富裕，这对我们应该不无教益。